来源：金融时报 作者：孟元 张毅
“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，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。”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“第三次分配”写进《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中，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，有其特殊意义，同时也彰显了慈善公益事业在其中的突出价值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慈善”一词在《决定》中两度出现，一是如上文所引，二是“统筹完善社会救助、社会福利、慈善事业、优抚安置等制度”。这两次表述，前者放在“基本经济制度”的框架内，后者置于“民生保障制度”的标题下，这体现了慈善既作为经济制度的价值，又兼顾社会保障的功用。
具体到慈善信托，笔者以为，就“第三次分配”而言，它是实现路径，是理念载体，也是拓展、丰富“第三次分配”内涵及外延的重要动能。
首先，慈善信托是将“第三次分配”由学理概念落实到现实层面的重要路径。
“第三次分配”虽是此次方才明确进入中央制度设计层面，但其实践却早已有之。无论是《慈善法》颁布前的公益信托，还是实施3年多以来所开展的慈善信托，实则都已在现实层面践行了“第三次分配”的精神实质与政策目标，发挥了相应的经济功能与社会效能。截至目前，民政部“慈善中国”公示的慈善信托共257单，资金规模共计28.75亿元，其中2019年新备案103单，规模共计89698.15万元——慈善信托虽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，但已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与增长潜力，在未来完全可以成长为落实“第三次分配”的重要路径与参与主体。
其次，慈善信托作为价值载体，将现代法制、公平正义理念植入人心，极大丰富了“第三次分配”的思想资源。
“第三次分配”立足于“自愿”与“道德”，因而极大程度上依恃于思想资源的广覆博深与顺情达理。中国的慈善之举、社会保障古已有之，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色，其思想基础来源繁杂，既有儒家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”的“仁而有序”，又有“行善积德，福有攸归”的民间朴素认知，甚或有善恶因果之类的迷信妄念。慈善信托作为法制、公义、平等、规则等现代理念的良好载体，其宣贯与实践，便是将这些现代价值理念植入人心的过程，这对于提升公众认知、丰富“第三次分配”思想资源，进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、和谐发展有着重要意义。
最后，信托本身的制度优势，使得慈善信托持续创新，为“第三次分配”的发展注入了重要动能。
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，财富累积，观念进步，对于慈善事业的发展、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从以往“粗放型”切割到精细化管理，从一锤子买卖的捐赠，到更加注重慈善财产的保值增值与高效运用，这是时代的要求。而慈善信托恰恰回应了这种需求，并提供了相应的法理依据、运作机制与实际操作工具。信托可以长期配置资产，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，可以解决慈善事业的久期、规模、透明度问题，使得这项事业经得起公众的监督，经得起时间的检验，经得起社会的考量。信托与慈善的相遇，让公益事业更具公信力、聚合力、创新力和生命力。自慈善信托开展以来，领域拓展、模式创新、资源整合、信任构建，无不显现出其内在机理对于公益事业的提升与推动。可以肯定，慈善信托使得慈善事业更规范、更透明、更长效、更开放，进而为“第三次分配”的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注入持续发展的新动能。
当然，对于第三次分配与慈善，还应注意避免几个可能存在的“误区”。其一，基于“道德自觉”的“第三次分配”并非富人专有，而应倡导公众参与。在中国传统语境的惯性下，慈善很容易被贴上“富人”行善的标签，似乎只与富裕阶层相关，而与普罗大众无涉，同时，中国目前仅有10%的捐赠来自百姓的现状似乎也印证了这一执念。但就海外实践而言，却并非如此。美、日等发达国家，慈善资产80%来自民间，这其中有富裕人群，但更多的则是普通民众。“第三次分配”要落在实处，深植根基，公众参与是关键。建立平民慈善机制、明确服务程序与标准、倡导价值追求与道德自觉，是“第三次分配”的题中应有之义，绝不能单纯理解为简单的均富济贫。当前，移动互联网的成熟极大降低了中国民众参与社会事务的门槛，中国公益事业正快速由“权威”主导的“中心化”向个体自发、主动“弱中心化”转向。作为与互联网高度融合的信托业，通过技术加持，以慈善信托的方式推进全民公益，当可拓展出“第三次分配”的新边界、新空间。
其二，尽管不是主导角色，但政府在“第三次分配”中不应“缺位”。与政府在再分配中起主导作用不同，“第三次分配”中的主角应当是道德价值引领下的社会力量，但如果认为政府应当在此机制中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“看客”，那显然是失之偏颇。在“第三次分配”中，政府在制度设计、政策服务、舆论倡导、理性弘扬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具体到慈善信托，因目前信托公司在税收优惠、公募资质等方面陷入事实上的“制度歧视”困境，政府的顶层设计作用尤显突出。
其三，对于“第三次分配”在社会经济中的影响，应循序渐进，量力而为，不应期之太速、责之过切。尽管“第三次分配”兼具经济制度与社会保障功能，空间广阔、前景可期，但其浸入国民文化意识、融入国家治理机体仍是个较为长期的渐进过程，不可一蹴而就。就慈善信托而言，2018年，规模为11.17亿元，以产业扶贫、教育扶贫、就业扶贫等为目的的新增单数占比53.57%，扶贫攻坚仍为我国慈善信托的首选。就社会保障而言，由低到高大致可分为社会救济、社会保险、社会福利三个层次，而目前慈善信托的实践还多集中于社会救济这一范畴，这显然与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紧密关联。“第三次分配”的进展依托于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，切不可行之太速。
总之，慈善是“第三次分配”的主要方式，而慈善信托又是慈善事业的重要工具，既是平台渠道，也是增信机制，更是理念载体，我们既应汲取国际先进经验与成功实践，又当承继中国优秀传统与正视社会现实，教、养并重，多措同举，走出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慈善之路暨“第三次分配”之途。
来源：公益慈善论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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